在张艺谋的名作《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的点、灭、吹、封是贯穿影片的戏剧元素，与太太们的荣、宠、生、死息息相关。
为老爷“侍寝”则一院点灯，扬眉吐气，人人羡慕。
被老爷嫌弃就从此“封灯”，人走茶凉，虽生犹死。
哪房被“临幸”，哪院便点灯，还能享受点菜、捶脚待遇，跃升家族生物链顶端。
只不过点灯特权并不固定，可上可下，竞争激烈，所以四房太太明里拉手、暗地过招，生命不息，“宅斗”不止。
不过，当年影片上映之后，这个“灯笼”元素的设计却遭到众多文化学者与民俗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贯穿始终的“点灯”仪式既找不到历史依据，又缺乏现实对应，明显是主题先行而生搬硬套的“伪民俗”人为设计。
首先，从巩俐饰演的四太太颂莲进宅之后，先是由几个丫头伺候着脱去鞋袜，用一盆倒入不知什么液体的水洗脚之后，擦干放置于面前的圆凳之上，蒙上绣花红巾后，一个精瘦的叫曹二婶的老女人便跪下来，用一对木制小锤有节奏地开始轻轻敲击足部。
这是这个大户人家太太姨太太为老爷“侍寝”之前的一个首要程序，用于打通足部经络，按从始至终都没有露出正脸的“老爷”的话来说，“女人的脚最要紧，脚舒服了就什么就调理顺了，就更会伺候男人了。”
言下之意，脚捶得好人的状态就好，就能优质地“伺候”好这座宅邸至高无上的一家之主。
这是个令人容易成瘾的仪式，颂莲起先不解而且不适，但很快，在得不到“临幸”的日子里，她感到脚部酥痒难耐，极度渴望着脚部接受小木锤轻重适度地敲击。
如果“捶脚”还能作为一个大家族对外秘不可宣的“性事”仪轨的一环而令学者与观众信服的话，那么每晚都要上演的点灯环节才是真正引发争议的焦点，某位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张艺谋的故弄玄虚之举，专门展示旧中国的“愚昧落后”，其用意是“迎合国外评委的口味”。
确实，从表面来看，这套“仪式”繁琐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每天黄昏，四房太太都要带着自己的贴身丫头站在院门口，随后便有一个老仆（老爷今夜将要临幸哪位太太只有他知道）手提一盏带有三腿支架的灯笼疾步而来，放在其中一位太太的身前。
然后站在影壁面前的管家便会依据放灯的位置高喊一声“某院点灯”。
被“点灯”者顿时喜上眉梢，没有被“点”的其余三房太太则各怀心思，嫉恨难掩。
紧接着，被临幸的这一房从外到里，皆是灯笼高挂，彻夜不息。
直到第二天老爷起身离去，才一一灭灯。
“点灯”在这个深宅大院就意味着地位荣耀，甚至攸关生死。所以，除了年高位尊的原配夫人，其余三房姨太太无不以“点灯”作为巩固地位打击对手的核心竞争力。
甚至被老爷时不时暗渡陈仓的四太太颂莲的丫头雁儿，都心心念念渴望被“点灯”，偷偷将废弃不用的灯盏悬挂在自己的房中，夜深无人时偷偷点起，在有朝一日飞上枝头做凤凰的幻觉中心醉神迷，以至于终于被发现而导致灭顶之灾。
甚至，与“点灯”的荣耀尊崇相反，如果太太姨太太们做出不可饶恕的过失，则有可能面临“封灯”厄运。四太太颂莲谎称自己怀孕而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尊崇无比的日子后终被识破，而被老爷一气之下“封灯”—整个院落、房中的灯笼均被蒙上黑布，相当于老爷对她施行永久的性禁忌，不再踏入房中一步，当然也同时意味地位急剧衰落，相当于被打入冷宫。
这些过于讲究刻板的仪式化环节也的确显得“超现实”：即便是如“乔家大院”那般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再花天酒地一些，恐怕也不至于像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从老辈儿传下来”一套男主人每晚“临幸”太太姨太太如此大张旗鼓、大费周章的繁琐仪式，简直与皇宫内院有得一比。
相信在整个封建时代，除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其余即便贵为王爷、贝勒，肯定也不至于不厌其烦地天天搞这样一套花头。
文化学者由此认为，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完全沦为游离于剧情和现实之外的一件虚假道具。
对此，张艺谋接受采访时说，“大红灯笼”并不只是一个道具，而是关系到故事发展的剧情因素，与几个女性的命运和故事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没有“红灯笼”，影片的故事就不能完成。
另外，张艺谋还说，1990年9月电影在山西乔家大院开拍。乔家大院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有六个紧密相连的套院。整个大院太大太静了，我们在那里面拍戏，感觉就像在魔阵里一样，特别令人恐怖。如果单纯只是拍摄发生在这样一个深宅大院中女性在男权之下备受压抑又相互残杀的故事，未免太过平淡也太过沉闷，而只有灯的仪式才最辉煌灿烂，也最有戏剧张力，如果没有这一整套灯的仪式，这个故事会显得过于阴森，也减少了很多观赏性。
至于是不是“伪民俗”的问题，张艺谋是这样解释：“我觉得真正仪式化了的东西也是好东西，何况这电影本来就是一个梦幻的世界，应该允许创造。”
电影本来就是造梦的工程，故事和人物只有在那个真实而又虚幻的空间中才具有合理性。所以说，“大红灯笼”的仪式并不是“伪民俗”，而是张艺谋和他的团队天马行空而又妙想天成的一个杰作。
